寻找中国技术转移与全球创新联动新路径

字体: | 发布时间:2013-05-13



  经过20多年的培育和发展,我国初步形成了一套技术市场的基本运行架构,技术市场已发展成为千亿级规模的大市场,成为中国市场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伴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我国创新政策日益完善、科技投入逐年增加、企业创新能力不断提升,对国际技术转移的需求日益增强,为中外技术转移服务机构开展合作提供了新的更广阔的空间。

  全球科技竞争处于白热化阶段,中国技术转移如何服务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从国家到地方,从科技园区到高新技术企业,怎样才能让科技成果转化搭上“国际快车”?近日,在科技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欧洲国际技术创新协会、欧洲企业网络联合主办的“中欧技术转移合作暨培训会”上,专家学者、政府官员及技术转移机构纷纷为促进技术转移国际化建言献策。  

  中国技术转移市场空间巨大

  记者:上世纪80年代,我国作出了开放技术市场的重大决策,开始了市场化的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转移进程。此后,大量新技术、新成果通过技术市场流向企业,加速了技术要素流动、科技成果转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化的进程。科技部火炬中心在此项工作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成效如何?

  修小平:作为以促进创新环境与产业化环境建设为使命的国家机构,科技部火炬中心多年来一直积极通过完善政策体系、公共资金引导、搭建信息和服务网络平台、提供专业培训和组织经验交流等多种手段和措施,有效地促进了技术市场的发展。特别是“十一五”以来,科技部火炬中心通过实施“国家技术转移促进行动”、“科技服务体系火炬创新工程”、“中国创新驿站”服务网络建设等举措,进一步壮大了中国技术转移和科技咨询服务队伍。

  截至2012年年底,全国技术交易服务机构已达2万多家,常设技术市场近200家,国家技术转移示范机构275家,中国创新驿站站点83家,覆盖全国26各省市。至此,中国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技术市场法律法规体系、监督管理体系和交易服务体系,基本建立起以信息化手段为支撑、以标准化质量管理体系为保障的覆盖全国的创新服务网络。2012年,以在全国技术市场进行登记的282242项技术合同成交额进行计算,各市场主体通过技术研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与技术服务等累计实现合同交易额6473亿元,较2011年增长35%,占当年GDP的1.24%。

  记者:中国技术转移近30年来发生了哪些变化?

  张玢:中国技术转移体系发端于上世纪80年代。自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出台后,我国科学技术体系开始有步骤地进行体制性改革,并遵循3条主要路径:科研院所转制、开放技术市场、高新技术产业化的环境建设。

  应该说,中国的技术转移工作推动了科技体制改革的进程,使中国与世界同步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加速了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日益显示出科技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推进了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扶持了科技中介机构的建设,引导和带动了高技术服务业的发展。1984年,中国技术市场开放之初的技术合同交易额为7亿元,2012年这一数字增至6437亿元。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期间技术合同交易额突破1000亿元用了19 年,从1000亿元增至2000亿元用了4 年,从2000亿元增至3000亿元用了2 年,从3000亿元增至4000亿元仅仅用了1 年。换句话说,我们今天技术合同交易额的增长仅用一年就走出了过去19年才能取得的成绩,充分证明了中国技术转移的巨大市场空间。

  探路国际技术转移新模式

  记者:作为首都,北京的国际技术转移政策与实践也是全国的风向标。当前,北京市在国际技术转移工作中做出了哪些实践和探索?

  陈宁:北京市的国际技术转移工作可以用15个字概括:铺开面、串成线、抓住点、扎好根、撑起冠。所谓“铺开面”,就是以会议、网络、中心的形式,形成“政府造船,企业出海”的工作局面。“串成线”就是整体把握国际技术转移的专家、机构,整合国际国内各方面力量,打造国际技术转移项目、人才、基地。“抓住点”就是通过国际技术转移实现项目落地,包括园区和机构的落地。例如将国际上一些新兴产业中的技术和企业引入北京,建立国际产业孵化园进行集中孵化;对于成熟产业,则将其上下游技术和企业引入产业园发展;此外还要吸引国外优秀的企业和研究院所在北京设立联合实验室或研究院等。“扎好根”就是针对国际技术转移做好服务工作,从资源、金融、法律三方面深入进行。目前我们正在绘制全球创新资源地图,开展国际科技金融服务,把科技作为放大源,把金融作为放大器,挖掘最大附加值,同时整合相应的国际知识产权机构推动国际技术转移进程。“撑起冠”就是通过在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农业、公共安全、应急救援、轨道交通等中间领域实现技术转移项目,让北京的国际技术转移工作真正开花结果。

  记者: 海淀园作为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核心区及中国第一家国家高新区的诞生地,其国际化平台搭建工作始终与园区企业成长同步。国际化发展给海淀园带来哪些新机遇?

  张秀英:海淀园长期坚持国际化的发展与实践,特别是2004年在科技部的支持下先行先试、投资兴建的“一站式”服务平台iBridge,成功探索出在全球视野下创新政策制定、新型媒体合作、新型平台搭建、研究报告等关键要素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打造出科技园区由传统服务向创新发展转变的发展模式,为解决园区、企业国际化发展的瓶颈问题找到了可行性方案,为海淀园的创新发展带来了新气息,也为正在实施的全球联动工程奠定了基础。

  记者: iBridge平台建立给海淀园企业国际化道路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张秀英:国家之所以选择在海淀园率先试点建立iBridge,与海淀园的国际化环境是分不开的。据统计,2004年,中关村出现了大大小小100多家跨国公司,掀起了一轮国际化热潮。2005年,海淀区企业联想收购IBM的个人电脑业务,百度成功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在国内乃至世界上均产生了巨大影响。2006年,海淀园企业在香港上市14家,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5家,在新加坡上市1家,在其他国家和地区上市7家。目前,海淀园不仅汇集了搜狐、亚都、爱国者、用友、四通、北大方正、清华紫光等一批国内知名科技企业,还吸引了IBM、微软、英特尔、法国电信、日本理光、AMD等一批世界500强企业和跨国公司,成为我国企业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园区。同时,如何提升海淀园自身国际化能力和水平等问题日益显现,海淀园开始调整自身发展战略,向专业化和国际化园区转变,最终促成了iBridge的建立。目前,iBridge已形成了在全球创新环境下开放、合作、交流的工作状态,并承担着多种职能:一是在升级、服务、连接、拓展、交流等方面承担起诊断、调整、转型的历史使命;二是为企业与政府、社会机构组织、各类专家之间建立起沟通渠道;三是向园区各类企业、各级政府机构、海内外咨询服务机构提供政策、资金、培训、会议、案例等信息服务;四是通过开展各种研讨、会议、展览等活动促进国内外机构、企业、产品、市场对接;五是成为政府支持高科技企业政策实施的执行平台。

  如今,海淀园iBridge办公室已经接待了来自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创新专家、学者以及知名企业家,并通过这些世界名人的传播在全球提高了知名度和品牌效应。园区对企业国际化的服务形成了从政策、资金、媒体、平台的支持到理念、技术转移、品牌建设等软实力的提升,并使园区对企业国际化成长的帮助更加得体、细致。

  记者:科威国际技术转移有限公司的核心业务是全球范围内的技术提供、技术咨询、技术孵化、集成与投资,在国际技术转移方面探索出了自己的模式。在此过程中,科威有哪些实践与体会?

  谭鸿鑫:科威是清华大学2002年6月发起成立的。受清华大学委托,承担清华大学国际技术转移中心(ITTC)的商业化运作,是技术商业化与国际技术转移专业服务供应商,是中国大陆最早以国际技术转移为主营业务的企业。在国外渠道的拓展中,科威逐渐摸索出了3种路径:一是以客户需求为导向,提供专业化技术转移服务。实践证明,只有将团队的人力与资源集中在几个专业领域中,才能加速供需双方的对接,提高技术转移项目的完成效率,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客户的需求。为此,科威选择了工业生物技术、能源环境、新材料和先进制造为我们的重点关注领域。

  二是为国外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提供全套解决方案。例如,在日本某知名企业“中国立体停车库市场”项目中,科威充分发挥清华大学在中国的专家、社会以及影响力,深入调研技术项目的行业现状与趋势、政策法规、市场情况、竞争对手分析、用户使用状况等,并给出专业的调研结论,为客户进入中国市场提供重要的论据参考。

  三是提供全球碳贸易与低碳咨询服务。自2002年起,科威依托清华大学在全球气候变化领域中长期积累的知识与能力,积极开发以全球碳交易为背景的服务产品,并不断加强自身的能力建设;自2005年京都议定书生效后,我们就开始为企业提供专业化的全球碳交易咨询服务。自2010年起,为迎接“后京都议定书时代”的挑战,我们开始帮助企业开发新的低碳服务产品和技术,包括提供碳盘查、碳减排、碳中和全过程服务。

  技术转移体系建设决定未来方向

  记者:中国技术转移市场近年来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在技术转移政策与制度建设方面仍与发达国家技术转移市场存在一定的差距。目前技术转移工作主要存在哪些问题?

  张玢:尽管20多年来,我国的技术转移取得了诸多成绩,但是我们也要冷静分析和正视其中存在的问题。例如,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尚需完善,研发和成果转移转化效率及公共资源开放共享程度亟待提高;专业化的技术转移服务机构有待进一步发育成熟,技术转移的实践、经验与能力需要持续积累与提升;在技术转移各环节上,特别是产权归属、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配、科技项目及经费管理方面需要开展新一轮制度创新和系统性政策设计;我国的国际技术转移体系仍需进一步完善,吸纳和共享全球创新资源并将其转化为产业优势的能力有待加强,主动参与国际技术转移尚处于起步阶段。

  记者:中国技术转移市场面临的一些关键问题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如何解决?    

  张玢:我觉得可以从四个方面来思考。首先是“不差钱,差战略”。关键是要解决管理、组织和共识的问题,国家目标需要“有组织地实现”,中央政府要致力于解决系统的有效性。

  第二是关于规律的问题。成果转化不是线性过程,需要资源配置而不是供需对接;成果转化的内涵是科研能力的应用,需要释放人的能力与活力;成果转化的成功取决于吸纳方的产业化能力,需要满足、培养和创造需求而非一味正向推动转化;科技服务业发展要遵循产业发展规律而非技术成长规律;新形势和新经济下,各种形式的产学研合作、技术创业和企业并购也成为技术转移的重要途径;此外要树立正确的技术观。

  第三是关于路径的问题。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要向改革要答案。全国科技创新大会召开后科技工作应该本着“促进科技与经济的结合”这个核心,将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及协同创新作为抓手,技术转移则应该成为新一轮科技体制改革的突破口。这就要求我们在理念上将技术转移上升到战略层面,把握基本规律、核心要求和和战略框架,进行大刀阔斧的制度改革,而非缝缝补补。在制度上,要实现技术转移的体制性突破,确立一系列有利于释放创新能力与活力的系统性制度安排。在组织上,要实现科技服务体系创新发展,以市场化、专业化、个性化、集成化、高端化为导向建设新型科技服务体系。

  第四是关于战略关键点的问题。解放思想是改革开放的前提,我们要明白制度大于技术,破解技术转移的困局需要科技领域产权制度和形成竞争性环境的市场的确立。

  记者:我国技术市场“十二五”发展规划提出,要大力提升技术市场国际化水平。为什么要强调国际化?对开展国家技术转移合作有何考虑?              

  张玢:创新是非线性过程,涉及技术、金融、人才等各种要素的系统集成,任何单方面要素对整体的贡献都不会太明显,需要国家强力推动并作出顶层设计。中国在创新方面不仅要有跨域式发展并实现局部领先的雄心与魄力,更需要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并结合国情在制度、组织和机制方面进行改革与创新,以适应未来合作与发展的需要。创新的跨国合作需要政府开展平台搭建、渠道拓展等细致工作。

  以中欧技术转移合作为例,未来双方将本着“开放创新、合作共赢”的目标,加强欧洲产业集群、创新园区和我国相关产业集群及国家高新区的对口联系;依托北京中关村正在建设的国家技术转移集聚区开展技术转移合作;中欧双方还将开展风险投资的合作,同时开展合作战略的研究,共建研发中心、技术转移网络组织与中国创新驿站的合作,合作开展相关培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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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地尝试政策激励  释放技术转移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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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市出台的《促进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科技成果转化体制机制创新的若干意见》规定,在武汉的高校、科研院所知识产权一年内未实施转化的,在成果所有权不变更的前提下,成果完成人或团队拥有处置权,转化收益中至少70%归成果完成人或团队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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